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是人们所共同承认的。北大所以成为中国最高学府，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北大对于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有较多的贡献，更是因为北大具有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而北大的优秀传统，主要是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建立起来的。他实行“兼容并包”的学术方针，虽然是兼容各种思想，而主要是鼓励新的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蔡元培先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都在北大任教，他们新的思潮，使中国的文化学术走入一个新的时代。
40年代，我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到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清华的文理法学院都合并到北大，清华的哲学系和当时的全国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组成北大的新哲学系。在解放以前，北大哲学系与清华哲学系是全国哲学系的两个重镇，而学风有所不同。北大哲学系比较重视考据，注重康德、黑格尔以及佛学的研究；清华哲学系注重英美分析哲学，强调逻辑分析方法，倾向于著书立说。1952年清华哲学系合并到北大，过去的分歧消失了，大家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西哲学史。我在北大的工作，一是参加中国哲学史的教育工作，二是参加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三是参加文化问题的讨论。
1954－1955年度，北大哲学系开始开设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由冯友兰先生讲先秦至汉初的哲学思想，由我讲汉魏至明清的哲学思想，其后两三年，我专讲宋元明清哲学史，编写了《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由我主持考试。后我又为研究生讲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两门课程，并将讲授提纲整理成专著出版。1982年我受聘担任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50年代初，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成立之后，我提交的论文是《王船山的世界观》，论述了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后来改题为《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接着，我又撰写了《张横渠的哲学》，在《哲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我认为张横渠的哲学是唯物论，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我又写了答辩文章。到现在，多数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都同意张横渠的哲学是唯物论了。
1978年，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恢复了正常，我虽年近七十，也感到精神焕发，于是重新展开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比较重要的有：《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周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等。这些文章都收入8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本论文集中。
我对于文化问题很感兴趣，在30年代即曾参加当时的文化讨论。80年代初，国内兴起了文化热，我多次参加文化讨论会，发表了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论文。我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儒学复兴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吸取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我提出民族精神问题，认为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国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多年，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后来虽然落后了，但能急起直追，必然具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二是有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积极前进的作用。我认为，《周易大传》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自强不息”即是奋发向上的精神，“厚德载物”即是宽容的精神。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缺点，努力更改；但是同时必须具备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认识民族精神，坚持民族精神，是具有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基础。
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北大的学术、中国的学术，一定要走向世界。现在中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如何参加当代世界的国际学术论坛，对于世界学术的发展作出贡献。二次大战以来，西方学术比较活跃，异说纷呈，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也应在学术上起一定作用，参加世界的学术讨论。但这不是容易做到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北大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克服困难，参加国际学术论坛。
199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我希望北大能有更大的发展，自20年代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以来，开创了北大的优良传统，即为了振兴中华而追求真理的传统，亦即以爱国主义为主导的学术自由的传统。而高等院校调整后的北大，容纳了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又进驻燕京大学所在地，接受了燕京大学的一些遗产。新北大逐步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的研究学术问题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50年代的北大可以说是北大与清华、燕大的文理法学院的汇合。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是全国第一大学，更是具有充分理由的。改革开放以来，北大亦呈现了新的面貌。现在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达到英国牛津、剑桥、美国哈佛等大学的水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20世纪是中国由弱转强、由衰转盛的世纪。现在中国正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之下积极前进。北大在学术文化上对于世界应做出重要贡献，这是责无旁贷的。
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必将对于世界学术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北京大学在世界学术界也必能做出应有的贡献。
1997．11．26
作者简介
张岱年，1909年5月生，河北沧县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40年代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任北大哲学系教授。1979年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1986年任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现为北大教授。
